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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说蚂蚁不能成为大象?!

2019-08-13 06:00:12  校园生活网  本文已影响   字号:T|T

编者按: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,作者秦朔,创业邦经授权转载。

6月18日,Facebook公布了加密货币Libra白皮书,希望建立一套简单的、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。震动世界。

我的第一感则是,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“全球主张”?

美国几大科技巨头的市值依然领先于阿里和腾讯,但在金融领域,它们一直比较落后。谷歌钱包2011年开始在几个城市试运行,那年底支付宝已有6.5亿注册用户;苹果2014年10月上线Apple Pay,Facebook2015年可以通过Messenger绑定Visa或万事达卡向好友转账,远远落后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。

但为什么后起的Facebook率先发布了志在天下的计划呢?当时我觉得,是中国公司缺乏美国巨头那样的全球观,中国公司在国内有更多的easy money好赚。

很快看到马化腾在朋友圈就此评论:“技术都很成熟,并不难。就看监管是否允许而已。”小马哥向来低调,这次也不是主动发表评论,是在别人评论后忍不住跟了一条。

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上课时谈及此事,一位做金融科技公司的同学说:“从能力上,蚂蚁金服、腾讯金融科技做Libra都没问题,但你要到外国去发行数字货币,首先要国内监管机构批准。现在整个金融业都在防风险、抓内控、搞整顿,2016年对互联网金融进行专项整治后,还有多少人提创新?还有什么很创新的爆款产品?金融科技人的想象力越来越窄,Libra当然不可能出自我们的脑袋。”

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同学则说:“中国的金融稳定,主体还是靠我们银行。证券市场七上八下,也不会怎么着。银行稳则金融稳。你看一下央行的金融稳定报告就会明白,现在还是风险防控期。比如货币市场基金的流动性风险,地方监管的各类机构和交易平台的风险,保险公司的风险,非银行支付机构的风险,加密资产的风险,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的风险,央行都在关注。再看‘防范金控集团野蛮生长风险’这部分,将金控集团分为多种类型,主要关注的是两类,一是民营企业和上市公司通过投资、并购逐步控制多家、多类金融机构,二是部分互联网企业逐步向金融业拓展,获取多个金融牌照并建立综合化金融平台,比如阿里将金融资产划转到蚂蚁金服,它就有第三方支付、小贷、保险、基金、银行等多张牌照。”

还有一位同学说:“民企做大金融,看来不符合中国国情。金融事关经济命脉,肯定要国有主导才更安全。加上前几年这个‘系’那个‘系’的问题,以及互联网金融‘10%是天使,90%是恶魔’的状况,你让政府怎么放心呢?”

同学们关于民企不适合搞金融、更不适合搞金控的说法,不是空穴来风,有不少案例支持。但我突然想到,如果没有历史上不止一次的政策救助,没有长期近乎固定的较高息差,以国有为主的银行业真的稳定吗?银行业利润丰厚,都是治理、管理、创新之功?银行若是如此美妙,社会上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多关于融资难、融资贵、融资不平等的抱怨了吧。

去年实体经济困难众所周知,而据《中国上市银行分析报告2019》,去年47家上市银行平均净息差为2.18%,平均净利差为2.05%,较上年分别提升0.06和0.05个百分点。由于息差利差扩大,47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更多了(1.63万亿元),较上一年增长了5.2%。

说到民企搞金融风控能力差,对那些缺乏正念的实际控制人来说,的确如此。但客观来看,传统银行的风控做得又如何呢?这些年关于银行内外勾结的“萝卜章”案件爆发了不少,而从最近爆出的国开行对中国华信能源的贷款问题看,动辄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的贷款都因“长官意志”打了水漂,风控流程在“人治”面前形同虚设。这种掺杂着大量人为不正常、不健康因素的风控,有可能比依靠数据驱动、智能风控、主要面向中小微和个人的网商银行、微众银行更稳定吗?(注:网商银行放款的额度为100万元以下;蚂蚁为小微企业构建了超过100个以上的预测模型、3000个以上的风控策略、超过10万个预测指标,全部通过数据化方式实现)

根据年报,截至2018年末,微众银行不良贷款率为0.51%,网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.3%。而据中国银保监会统信部数据,截至2018年底的不良贷款率为1.89%。

民企搞金融,确实有不少搞砸了,搞乱了,有的是初心问题,有的是能力问题。但历史地看,国有银行的问题未见得少,改了几十年也未见得彻底改变了治理和管理模式,而蚂蚁金服和腾讯金融等探索,不仅是业务创新,也是风控创新,对客户的画像更精准,审贷也更少人为因素干扰,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。

该处置的风险要断然处置,无论是不是民企;该鼓励的创新要积极支持,也无论是不是民企;不搞一窝蜂,不搞一刀切。这才是客观理性的态度。最近出台了金融业开放11条,释放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信号,调快了开放时间表,大大有利于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。虽说外资金融机构的治理和风控一向专业,但历史上那么多金融危机,它们也没有什么护身符,有的也难辞其咎。既然金融可以向外资加大开放力度,对民企是否也可少戴有色眼镜呢?

当然,这里有一个前提,就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,严格按规则办事和监管。

7月1日,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到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演讲,我在现场,聆听了他对于BigTech(大科技公司)、FinTech(金融科技)的一些担忧。

 1、个别BigTech巨头可能会想,凭什么央行可以发行货币、制定基础利率?我是不是也可以?须知,尽管各国央行的历史与现状各有不同,其目标和使命大致可描述为维护币值稳定和价格稳定、缓解经济与就业的周期波动、防止非专业和短期动机的行政干预,以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,并以稳定谋福祉等,其人员与组织构成对其使命予以支撑,并有立法保障,这也是近代文明的一个重要产物。至少目前来说,这与商业机构的目标和使命相距甚远,尚难相信轻易冲击这一文明能有好结果。

 2、还有一个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。出现一个新科技,如果原来的调控传导渠道被完全冲破,无法工作并实现目标,但又没有新的调控系统,这时候可能就会出大问题。

 3、对新技术要敏锐,总体上支持、有所宽容;但同时也要有所警惕,防止出系统性风险。一是不要轻易相信一些供给方的宣传。有人鼓吹颠覆性技术、革命性技术,你要是反对他,你就是“反革命”。他这么做有时只是为了卖自己的产品,有时也是要排斥、打击竞争对手;当切实加强监管时,还可能打舆论战。二是要警惕寡头垄断。三是需要关注会不会排斥竞争。如果是公平竞争,大家就会去拼技术、功能、成本、合规性、可靠性等等。但如果一开始就拼客户数量,最大限度地扩大流量,同时还利用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IPO的钱来补贴,以占领市场,力争做到赢者通吃,这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妨碍下一步的公平竞争。

周小川话中有话,也有所指,就是对BigTech要予以警惕。

一位在现场听演讲的同学说,技术是中性的,关键是看技术掌握在谁的手里,当某些技术的威力足够大、潜在影响并不是那么确定的时候,宏观监管者选择审慎态度、对BigTech公司进行一定的限制,是明智的。

但也有同学说,监管者对监管本身也要选择审慎态度,谨防主观性。

7月26日,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《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,“按照问题导向,补齐监管制度短板”,“以并表监管为基础,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、行为及风险进行全面、持续、穿透监管”。

鉴于各种各样的民办金融“系”前两年已开始整顿,此次发布的意见稿,给外界一种印象,在监管管理的对象中,BigTech首当其冲,特别是蚂蚁金服。

似乎是为了表白初心,包括蚂蚁金服董事长井贤栋在内的众多高管接受了《中国企业家》的采访,这篇报道的题目是《蚂蚁不想成为大象》,其呈现的核心信息是:“你以为,在中国的金融与科技体系里,蚂蚁金服扮演的是超人一样的角色,骄傲的,无所不能的,孤胆英雄式的,但其实它希望表达的是,友好的,非攻击性的,甚至是自我约束的。”

这是一种明显的“示弱”状态,它和阿里一贯的强势凌厉风格并不一致。

蚂蚁金服这个市值过万亿的超级“独角兽”,为何此时的姿态如此柔软?过去本不是这样的,“银行不改变,我们就改变银行”,这是他们当初的声音。

通过和同学讨论,我们的结论是:不得不软。

 首先,最近几年加强金融监管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回归“牌照制”,金融业务活动必须持牌经营,“你有牌照才能做,没牌照就是非法的”。按照“牌照制”,蚂蚁金服从事金融活动,在资本金约束、资本补充等方面和传统金融机构的要求完全一致。原来可以用比较轻的方式放贷,或将花呗、借呗的小额分散资产做成证券化产品发行,循环放款,但现在不行了,越做越重,规模受限。

 其次,最近一两年央行通过实施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,以及消除第三方支付机构直连银行(“断直连”),将其全部接入央行牵头成立的网联平台,对蚂蚁金服也有相当影响。据央行统计,支付机构备付金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为9.52%,这部分收入在早期允许留给支付机构,直连网联后不复存在。

如此等等,客观上使蚂蚁金服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比以前强的多的约束。据今年6月阿里巴巴向美国证监会递交的2019年财年年报(注:阿里财年为上年4月1日-下年3月31日),蚂蚁金服在2019财年的税前利润仅为2018财年的15%和2017财年的25%。

“形势很清楚,如果搞牌照金融,和别的金融机构走一条路子,蚂蚁金服没有优势。出路只能是回到技术公司而不是金融公司上,相当于过去跨界太多,现在要收回来一些,让监管者更放心。”

“相比起来,腾讯会轻松一点。支付宝、蚂蚁在前面趟路,冲得猛,传统金融机构的‘敌意’会比较大,而传统金融机构的董事长、行长等等,‘级别’都很高,加上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一直有旋转门,高官和高管互通,因此他们去监管者那里游说对BigTech的限制,很方便,也容易奏效。相反,蚂蚁看起来很猛,市场影响力很大,但对政策的实际影响力很有限。进两步,要先退一步,再等待新的机会。”

两年前,我写过一篇文章《当阿里和腾讯成为一种基础设施,它们会通往哪里?》,那篇文章的主旨是“不能让强大走向垄断”,“强大的公司并不可怕,但前提是,从社会到政府,一直都要有提醒、争议和约束”。

而今天,当我看到蚂蚁金服要通过媒体示意“无意成为大象”的时候,我的内心是另一种感觉。当不少央企都在通过行政性整合做大做强、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,我们为什么不担心集中?难道我们真的认为,行政性整合的效果比市场自然整合更可靠?

对阿里和蚂蚁的一些做法,过去我曾写过文章质疑和争鸣,但如果这种质疑和争鸣最终导向的,不是在市场化创新基础上进行修正,而是回到某种传统监管思路和“哪种身份更可靠,哪种身份要防范”的先验性认知框架,那是令人悲哀的。

25年前,连接着数百台主机的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工程,与国际互联网实现了全功能连接。中国成为世界上第77个被正式承认真正拥有互联网的国家。25年来,互联网对中国产生了无远弗届的深刻影响。今天当我们已经习惯了互联网生活的各种便利,我们不应该忘记,究竟是什么力量让我们拥有了这一切。我们的便捷、高效、多样化、个性化的生活决不是传统结构自然延伸的结果。

这一进程给我们的最深刻启示是:创新是自下而上生长的,不是设计出来的,更不是管出来的,而是依靠风险资本和企业家精神,依托ICT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充沛的互联网人口红利,在以用户为中心的探索中,摸出来,试出来,迭代出来的。中国互联网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民办官助,政府不随意干预就是最大的帮助。

回顾历史,必须承认,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和监管部门当初的包容与宽松是分不开的。如果监管者一开始就不允许互联网公司涉足金融业,就不会有蚂蚁金服和腾讯金融。蚂蚁不少业务都是“先生孩子再报户口”,如支付宝2003年就已上线,2011年才正式获得央行颁发的支付牌照。二维码也是如此,监管者通过实践看到了其价值,就加以接受并规范。

但我们也注意到,当新兴力量的创新直接波及到既得利益者的奶酪,情况会变得复杂。比如对互联网银行,监管部门不接受远程开户,其制约是显而易见的。

今天中国最大的两家互联网公司,就出身来说都不是“高大上”,QQ和企鹅,淘宝、天猫和蚂蚁,给人的印象都颇为草根,是些小动物,一点也没有大银行高楼外大门边的“雄狮”气概。但正是它们创造了真正增益人民福祉的历史。简单举一个例子,中国第三方支付的成本在全世界是最低的,美国Paypal一笔支付大概是3%的费率,中国为1‰到6‰,个人转账则是免费的。

中国经济的体量决定了中国公司的体量。小有小的美好。大有大的担当和自我约束。中国的创业潮,需要千树万树梨花开的“小的美好”,但中国走向世界,参与全球商业标准的建立,则需要大象起舞。我们需要有更大的想象力和襟怀,而不是现在就眼望天花板,自我收缩。这不该是中国的选择。

从专业角度看,对BigTech的问题,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,也需要更多时间的观察。监管者要尊重金融行业的一般规律,也要从技术变革、数据驱动的角度进行实事求是的了解和倾听。

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的BigTech的风控模型,是不是能够更好地识别风险,从而使贷款更精准和有效?

那些连信用卡都没有的消费者,通过BigTech提供的消费信贷工具,享受普惠金融的阳光,这是不是一种更应该鼓励的方向?

BigTech真的会弱化传统银行的中介功能吗?传统银行2B的支付规模是2C的不知多少倍,BigTech在2B方面几乎没有作为。在2C的零售支付环节,BigTech因为建立了支付账户,天然和场景结合,显示了一定的优势,但这完全是依靠重塑用户体验、增加用户福利而实现的,而且成本极其低廉。

BigTech能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吗?如果考虑到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加在一起也就4000多亿的信贷规模,相比整个商业银行的信贷可谓微乎其微。移动支付会加快货币层次(M0、M1、M2)的转化,但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货币流速。

货币市场基金能影响利率吗?即使强大如余额宝,加上腾讯理财,最多2万多亿,在大海一样的银行间市场,影响很小,它们更像是银行间市场定价的接受者。至于说影响了银行的活期存款,那同时也给老百姓创造了更高收益,这不应该吗?只能通过管制利率定价把利益从老百姓那里转给银行才是合理的吗?

问题远不止这些。所有问题都值得在监管者、BigTech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、社会之间进行开放讨论,并以客观事实说话,以保持竞争的公平性作为政策追求,以提升社会总福利和人民福祉为根本依归。如此也可以使监管框架更富弹性。

我体验过大航空公司的APP,大银行的APP,大证券公司的APP,哪怕积分换礼品这样很简单的事,有时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,弄得怀疑自己生活智商低下。和微信、支付宝相比,这些机构的互联网体验真是形同霄嚷。究其本,我想还是有固定饭碗好端,没有强大的竞争压力。正是微信和支付宝的竞争,才对用户福利形成了保证。我从不相信仁慈的霸权,但我相信,只要有竞争,即使想雄霸市场的公司,也会变得克制和仁慈。

这篇文章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。毋宁说,它是对我两年前所写文章的一种再平衡。

BigTech遭到质疑和警惕,是一个全球性问题。我对中国监管者对BigTech的警示并不持异议。但我认为,中国前几年金融乱象的主体,并不是BigTech,而是一些中小规模、打着金融科技旗号、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。中国BigTech的主流是用技术创新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,改善用户体验。而在激烈竞争中,很难形成单一垄断。我们理应有更大的信心,发展的信心,创新的信心。整体上,中国金融服务的质量仍然有巨大提升空间,BigTech应该是值得更加依赖的同盟军,是友军,不是外人。

因此监管者思考的重点,不应是如何抑制BigTech,而应是如何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与BigTech的双向沟通与优势互补(如银行的资本能力、2B的能力与BigTech的数据挖掘能力和平台服务能力);促进政府这一最大的数据资源所有者和BigTech之间形成互动,从而解放流动性很弱的“死数据”;促进中国BigTech参与全球金融服务和竞争,成为全球领先者。

在金融这个领域,在全世界,拥有话语权,这是中国BigTech百年未遇之机遇。应当倍加珍惜。

从下而上的、向善的创新,与从上而下的开明智慧相结合,则中国的BigTech一定能成为GoodTech,为社会创造正向价值。

前一阵子看过电影《小飞象》。在我们中国市场经济的历史上,也曾经有过类似场景:那具有“某种独一无二的品质,奇妙、神秘、有魔力”的小象,往往被看作怪物,异物,甚至连它自己也不相信自己。

生活中总有这样那样的约束,约束是正常的,但唯有那些在约束中依然坚持理想和伟大愿景的力量,才能展翅高飞,越飞越高!

谁说蚂蚁不能成为大象?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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